那是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还没被打走，战争持续，炮火连天，从天而降，房子断壁残垣，人也一样，受伤流血。

    天气如同下了冰，伤员匆匆忙忙。伤员的命溺在冰窖中，就是伤上加伤。南洲的军区医院一样如此，伤者见多了，那颗哀叹生死的心逐渐冷淡，只剩身体上的烦躁。

    护士长又来喊我，我推着急救药品在医院吵闹杂乱的走廊里穿行，那些痛苦的病者苦求于我，而我多数无能为力，只能麻烦他们让一让，还有下一个待抢救的人等着我。

    那天，我刚刚下早班。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抱着一个满身是血已经昏迷的女人从我旁边急切穿过，身后跟着三个满脸急色的女人，女人哭花了妆，泪痕还不曾来得及擦。部队的军服是不同的，我认得他们的军服，来自军统。我好奇地瞄了一眼，满身是血的女人，想着她活不久了。我以为她如此是因为军统的大牢，那里据说阎王来了都得扒层披。

    他大喊着医生，连喊几次，几乎哽咽出声。我忍不住上前，帮着医生送她进手术室。那人身上的血流得太多，浸湿了我的衣袖。进手术室前，她忽然用力拽着我的衣袖，我能感受到她是想说些什么，可是口腔里的血不断涌出，她发不出音，只是双眼含泪看向我，慢慢丧失意识。

    那个眼神让我迷茫且心碎。我见过很多病人，有求生，有求死，她似乎不属于这两种。

    我洗去手上的血迹，手术室外死一般沉寂。那几个人眼神空洞，好像比手术室里的那个人还没有精神。只有哭花妆的女子扑通跪地，对着苍天嘀咕着什么，念念叨叨，振振有词。然后双手合十，虔诚磕头。

    这个人对他们应该是重要的亲人。我在心想，然后冷漠路过回家。战争之下的人啊，是如此的脆弱，谁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

    我有一个小孩，六岁了。前几天说，想吃苹果，我去买了几个，放在果盘里。我看了看那几个苹果，本来白白胖胖的，现在已经皱皱巴巴了，苹果切开里面的芯已经坏掉，我吃了一口看起来完好的一小块，不酸也不甜，如此的涩。不太好吃。

    夜晚真是闪耀，星星满天，一闪一闪的。以前，不知道听谁说的，人死了会成为天上的一颗星星。天空总归有限，不知道能不能装下世间的人。

    莫名其妙想起白天的那个受伤的人，她会变成星星吗？那几个人那么伤心，我觉得还是不要变成星星的好些。

    第二日，我去上班。我又一次见到她及他们。见她活着，我莫名松了口气。据医生说，她的全身被殴打多次，受刑太多，受伤部位太多，能够活着已经是奇迹。

    该死的小鬼子！我在内心狠狠地骂那些畜牲。

    比较巧的是，她是我管理的病人。所以常常能见她。她的全身都是纱布，偶有清醒，时常昏迷。她总是安静的，我去给她换药时也不曾有过任何叫喊。我觉得换药是那样的痛，她清醒时常对我笑。

    他们几个人不错，对我很客气，总是说谢谢。也总是在叽叽喳喳。与其他死气沉沉的病房有着鲜明的对比，三张嘴说笑，如此热闹。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她的皮外伤在逐步恢复，比较坏的事情，她的神智出了问题。脑子曾受外伤，如同孩童。

    她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安静，时常哭闹，不分场合。渐渐的，她成为了我这里的怪人。她的生活一团糟，没有人知道她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照顾她的人很有耐心，把她当孩子一样，安抚她的情绪。

    人们对她抱有同情，却很少愿意有人亲近。我也一样。后来我不再管理她那间病房，换到其他病房，偶尔想起她，去瞧一瞧，她的精神状态不错，眼底清澈而天真，只是不怎么愿意见外人。一月，两月，我也快记不得她了。

    偶然一天，和朋友换班。我再次见到她。不同的是，这次她头脑是清醒的。

    她穿着松垮的病号服，坐在轮椅上，在窗边晒太阳。那是一种病态的消瘦。午后的光打在她的脸颊，难得的平和。

    她意识到我的到来，笑着看向我，又有些为难地请求我的帮助。她的双手不能用力，连一封信都撕不开。

    信是两三个月前才寄到，而写信的日期已经是四年之前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发信地点是在南京。南京，我惊讶的看向她。她对我说谢谢，默默说了一句，是她的妈妈写给她的。她的妈妈，她说这句话时，眼里有即将流出的泪水。之后，她不再理我，埋头看信许久。其实那信，没那么长。

    我怕她有些什么事情，一直看着她。单薄的背影，随着残阳逐渐没落，然后溺在黑夜里。南京的人也会变成星星吗？我也不知道。

    照顾她的人那晚没来，大慨是有要事。那天的夜晚，如此的漫长。

    很久很久，她才又一次讲话，她希望我帮帮她。帮她找一些信纸、笔。

    她似乎有了某种感觉，她怕一些话永远也说不出口。

    她的手握笔极其费力，双手相握，颤抖写下一个字，我看了一眼，那字歪歪扭扭，难看极了。她的脸颊通红，字写成这个样子，她不太好意思。

    我着实看不下去，抢过来，对她讲，你说，我替你写。

    她又对我说了声谢谢。我觉得她礼貌过分了。

    我以为她会写给她的母亲，而她的第一封信是写给薛星。我好奇问她，薛星是谁？她笑道，是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在重庆，说是空军。

    那封信很长很絮叨，写了八页纸。她在述说时，多愁善感起来，回忆之前的好时光，流露出浅浅笑意，随后又默默哭泣。

    人的伤心事太多，总有忍耐不住的时候。我摸摸她的头，安慰她，不要哭。

    之后的我们有了约定，我一得空便来帮她写信。空不常有，有时三两天，有时三两个月。我能来，她十分开心。

    铺好信纸，将内心的嘱托和爱全盘托。纸短情长，道不尽人间情。

    一封家书送重庆，四封书信赠姐妹。也就是一直照顾她的人。只是给冷月的信很是奇怪，她想写地址，却不知道信应该邮寄何处。人远去，无归期，总归憾事。

    最后，我为五封信填了结尾，一九四三年，夏，薛敏绝笔。

    那天我才知道她的名字，薛敏。一个听起来很美好的名字。

    她还很年轻，不应该丢了命。她却好像看透生死，希望把自己幸运分给自己的队员。

    那日，我们分开时，她问我家人是否安好？

    我笑着回她，不算太坏。

    我经常去寺庙，烧香拜佛，为我死去的孩子和前线失踪的丈夫祈福。这次，我也想为她祈福一次。

    年轻的朋友啊，愿佛祖保佑你们平安。

    已经是夏末了，天依然的热，知了吵吵嚷嚷，欢快不止。我再次去见她，她似乎比之前好了许多，许是我的祈福有用。

    我的手里捏着她的信，需要去邮寄。我念叨着那两个名字，这封是薛星的，那封是冷月的。只是现在这个年月，这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我想，如果不用车马邮寄就好了。

    天空晴朗无云，飞机轰隆隆的响。那是鬼子的飞机，我一惊，正要躲起来。炸弹从天降落，炸毁了房屋，砸到了我。我的头昏沉沉的，手掌鲜血直流，染红了信。

    我的信！我想起了薛敏。

    有人从我身旁跑过，我抓住了他的裤腿，把信递给了他，我大叫起来，这信很重要，拜托你帮帮我。他惶恐不安，耳边爆炸声不断，在我失去所有意识前，他终于颤抖接过信。

    我笑了笑，我想我可以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