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研三那年的春节来得早,刚入一月没几天就开始放寒假。

    梁焕跟冉苒告别后的一个多月来,没有再相约。但他们保持着联系,梁焕知道,冉苒已经坐着长途火车,回四川去了。

    离除夕夜还有两天,家里已是要过年的气氛,母亲杨承芳准备了一大堆做年夜饭的食材,父亲梁正渊则坐在茶几旁,猫着个背剪福字。

    那时候,梁焕家还住在那个小小的老房子里。

    那栋住宅楼是早年沿街而建的老式平板房,不是小区,没有电梯,一层两户的结构,家家都是客厅朝街,卧室背街。

    这楼是父亲厂里为职工盖的集资房,分房时按资历排辈,父亲和同事孙建诚是辈分最小的两个,只能最后选。一楼都是临街门面,于是梁孙两家就在仅剩的二楼里,做了邻居。

    外面的街道上张灯结彩,沿街挂着一长串灯笼,还牵了两条小彩旗勾到这座住宅楼上。客厅的窗户朝向街面,一眼就能看到一排旗子从街边的树枝上延伸过来,弯去楼上。

    梁正渊是个手巧的人,年年都要亲自剪福字贴到门上,今年自家楼房被街道选中挂上了彩旗,他就更来了兴致,说要多剪几张,把家里能贴的地方都贴上。

    杨承芳不爱鼓捣这些手工玩意儿,每次便都是梁焕来帮忙。梁焕不会剪,就负责打杂,和贴。他坐在梁正渊边上,梁正渊剪出来一张,他就把边边角角修理一番,在一旁摆好。

    梁正渊个头本不低,但年纪稍长后,就总爱佝偻着背,话也不多,人就显得没精神。杨承芳总唠叨他,他也不应声,倒是在儿子偶尔回来时,才多有几句话说。

    “开始写毕业论文了吗?”梁正渊一边剪一边问。

    “在准备了。”梁焕答。

    “哦,毕业论文要好好写。”

    每回问到学业上的事,梁正渊的嘱咐都是同一个模式:好好学;好好考;好好准备……梁焕都听成条件反射了,答得一如既往:“嗯。”

    话题就此终止,梁正渊多有的那几句话,也就这两句了。

    直到剪好两张后,他才又说:“这两张剪得小,拿去贴到卧室的窗户上吧。”

    “……”梁焕吃惊地看着父亲。

    梁正渊长相不显老,但缺乏变化的表情,滤走了不少生气。

    “今年咱这儿挂旗子了,昨天就有人来管了一下,清理走了不少。”他拍拍梁焕的肩膀,轻声细语,“大过年的,开回窗吧,就开个缝儿,不冷。”

    梁焕找了瓶胶水,拿着两张福字,先去了自己的卧室。

    卧室不大,挤着放下了一架电钢琴,通向窗户的过道就很窄了。梁焕这么清瘦的身材,都要侧着身,直着腰,才能挤过去。

    布置房间时,本就没考虑要常常去往窗边,因为那扇窗户,常年都不会被开启。

    梁焕站在窗户前一处狭小的缝隙里,拉开紧紧合着的遮光窗帘。冬日柔和的阳光透进玻璃,顿时把房间照得亮堂堂的。一缕缕像水波一样浮动的光柱里,漂浮着点点微尘,带来一种陌生又亲切的味道。

    梁焕摸到窗户中梁上的锁,掰了一下,没掰动。大概是生锈了吧,他加了些力道。锁扣开始慢慢移出,几粒细碎的小渣落下来,同时发出一声高频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丝——”

    他受不了这声响,停住了手上的动作,皱起眉。

    他擦了擦落下来的小渣,双手扶在窗户底框上,隔着玻璃,向外望了出去。

    窗户外,离得最近的东西,是一个竖立着的老式电线杆。这电线杆不高,也就够到二三楼之间,但密密麻麻黑黝黝的电线,却张牙舞爪地横略而过,占据了上方近一半的视框。视框下半部分没被挡住,能往下看到住宅楼背后的一小片平地。

    这片平地很小,只有右边这户的两个卧室才能看到。但平地上却不空,有个用铁丝网搭建而成的小棚子,上面支着块简易遮雨板。穿过铁丝网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堆着一大摞花花绿绿的塑料袋。那些塑料袋歪七倒八堆在一起,破烂不堪,从中跌落出一地形形色色的东西:废纸巾、易拉罐、空酒瓶、烂菜叶、残羹剩饭……

    全都是垃圾,长年累月如此。

    今天堆出的小山丘,已是很小了。

    梁焕本能地不想打开这窗户,光看着都能闻到恶臭。

    其实他已经好些年没看过家背后的样子了。每年也就几个节假日回来,从不开窗,不视不闻。

    但,即便过去多年,只要一看到,那些刻在童年的记忆,就会浮现而出。

    *

    分房子那年,梁焕刚6岁,还在上学前班。父亲刚好排上集资房最后两个名额,一家人终于可以从厂里拥挤的宿舍搬出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楼房刚盖好,还只是个空架子,没装修,周围要么是还没开发的荒地,要么是建筑工地,都没人住。但出于施工需要,背面的电线杆已经立了起来,刚好立在二楼右侧那户小卧室的窗户外。

    孙建诚比父亲更晚一年参加工作,所以父亲并不是最后一个选,自然就选了二楼左边那套。但选房申请书交上去的前一天,孙建诚的妻子杜清,却找来了梁家。

    杜清是个时尚的女人,早在那些年就开始烫头。她来时,手头拎着一大袋水果,脸上堆满了笑:“梁大哥,承芳姐,小妹来看你们啦。”

    孙家三口并不住在厂里的宿舍,杨承芳跟杜清就没见过几回。但出于一些隐秘的原因,她对杜清特别留意过。

    杨承芳和孙建诚原是初中同学,关系不错。孙建诚从少时起就胖乎乎的,个头也矮,不是个能招异性的。但他脑子灵活,左右逢源,还特别嘴甜,凭着这些本事,也交了几个女生朋友,包括长发飘飘的杨承芳。

    不过当年孙建诚向杨承芳示好,杨承芳却一口拒绝了。没想到世界这么小,后来嫁的老公竟和他在同一个厂上班。于是当孙建诚向他们介绍妻儿时,杨承芳就多瞧了杜清几眼,好奇当年的胖小子找了个什么样的姑娘。

    “小杜你太客气啦。”杨承芳把杜清迎进屋,吩咐梁正渊去倒茶,又叫梁焕过来打招呼,“焕儿,这是杜阿姨。”

    “杜阿姨好。”小梁焕十分乖巧。

    杜清就对他笑,夸他真乖。

    一番寒暄后,杜清的神色急转而下,哭丧着脸说明了来意:“梁大哥,承芳姐,咱们两家马上要做邻居了,我不该多事的,但我真是没有办法,只能来求你们了。”

    “建诚他爸去年走了,他妈,就是我婆婆,一直一个人住在乡下。这下我们终于有房了,合计着要把她老人家接过来一起住。现在就剩二楼那两套,我听建诚说了,你们要选左边那套。本来左边右边都没关系,但右边那套的卧室外头,有跟电线杆你们知道吧?”

    “不瞒你说,我婆婆有冠心病,身上装着心脏起搏器,离不了。医生说,她的情况,可不能住在电线杆旁边。我真是不要脸了才来跟你们开这个口,咱们能不能……能不能换一换?”

    杨承芳愣住了,一时回不出话来,她的手被杜清死死握着,人也被她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盯着,脑子里就短了路。

    梁正渊参完一杯茶,推到杜清跟前,倒是不紧不慢说了句:“只有小的那间卧室外头有,大的那间没有。”

    “对,对!”杨承芳反应上来,马上接话,“你们让老人家住大的那间不就行啦。”

    “哎呀大哥大姐,那不是看不看得见的问题呀。”杜清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们特地把医生请去看过,说隔得太近了,两间都不行的。”

    “我家建诚是个孝子,要是婆婆将来出了什么事儿,他可怎么活?我就是看他整天愁眉苦脸,才豁出去跑来求你们的呀。要不是万不得已,我怎么开得出这种口,叫你们家委屈?求你们帮帮我们,以后,但凡有帮得上的地方,我们一个磕巴都不会打!”

    梁正渊和杨承芳双双沉默。这不是件小事,虽说看起来不过一根电线杆,可这房子是要住几十年的呀。几十年的委屈,可不是一声“谢谢”就能补偿。

    但孙家的难处,梁家夫妇也无法无视,就是不想同意,也不知道要从何表述起。杨承芳甚至对孙建诚的母亲都还能找到那么一点儿印象,有一年和几个同学去他家吃过饭,他母亲还拿出自家存的唯一一点猪肉招待过他们。这些,都让“拒绝”二字难以出口。

    杜清见他们始终没松口,就真的哭了起来,一个劲儿地求:“梁大哥,承芳姐,你们就看在我们的一片孝心上,帮帮我们吧。”

    这时,在一旁玩耍的小梁焕跑了过来,跑到杨承芳面前,用稚嫩的童音对她说:“妈妈,我们跟杜阿姨换吧,老师说要敬爱老人,我住小的那间,我不怕有电线杆。”

    梁焕至今都记得,当时杜清一下从沙发上起来,在他面前半蹲下身子,激动地摸着他的头,大声夸道:“焕儿真懂事!真懂事!”

    她马上从买来的一大袋水果里拿出一个苹果,“来,阿姨给你弄个苹果吃。”

    那天杜清穿着一件白净的衬衫,用袖口把苹果上上下下擦了个遍,递给梁焕时,原本干净的袖口,已明显发灰了一块。

    连6岁的儿子都这么说了,当大人的还怎么掰得过来?杨承芳只感到心头一沉,夸奖也不是,责备也不是,只好万般无奈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梁正渊。而梁正渊只是静坐着,一声不吭地看着正啃着苹果的儿子。

    房子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杨承芳不悦了好多天后,渐渐也就想通了。算了,撑死不过一根电线杆,视线差点而已,孙建诚也没为当年的事跟她计较过,这回,还他个情好了。

    然而,搬进去住了几个月后,他们才知道,右边那套房就是个火坑!

    别说电线杆上的电线越来越多,连主卧室都能看见了,外面那片空地竟然还变成了垃圾堆放处,成天堆满周围几十户人家的垃圾,臭气熏天!

    他们找厂里,找街道办事处,找卫生部门,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却只得到一个统一的官方答案——这只是暂时的,等这片街道规划好了,就能解决。可那一大片区域到处都在施工,等规划好要等到猴年马月?

    找不到办法,他们只好先把卧室窗户都关起来,从早到晚都不打开,整个家,就靠着客厅的一扇窗通风。

    而仅仅一墙相隔的孙家,就没有这个问题,不仅看不到电线杆,卧室外头还建了别的东西,跟空地不相连,又挡了一下,几乎不受影响。

    梁正渊和杨承芳直觉得是哑巴吃了黄连,倒了八辈子的大霉。杨承芳还为此到孙家诉苦过,可孙家人除了赔不是,也无法从实际上补偿什么。做邻居的头两年,孙家两口子对梁家人都客气有加,逢年过节送点小东西,有好吃的也要把梁焕叫去尝尝,给足了面子,这委屈,梁家也就硬吞了下去。

    有什么办法呢,气归气,可这邻居毕竟还要处很多年,左右也换不回来了,只能自认倒霉。

    然而两年后,杨承芳突然听说了一件事。这住宅楼后面会暂时用来堆放垃圾,是早就定了的事,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而杜清的姐姐就在街道办事处上班,她一定早知道这个消息!

    原来她是知道才故意要换的,杨承芳立马炸开了锅。她跑去找孙家人理论,但孙建诚和杜清都一口咬定不知情。杨承芳也拿不出证据来,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

    梁焕还记得,那天母亲无处撒气,回家后狠狠骂过他一顿,还差点下了巴掌。梁焕虽小,也明白房子这事自己有责任,但母亲一直没有责怪过他,这是头一回。

    那天是梁正渊把杨承芳劝住的,然后他把哭得梨花带雨的小梁焕抱到卧室,叫他弹琴给母亲听。梁焕就努力地弹啊弹,把学会的练习曲挨个儿弹,翻来覆去地弹,直到母亲抹着眼泪走进来,抱住他。

    后来,他们又弄明白了两件事。一,高压电线可能会对心脏起搏器产生影响,但普通电线杆根本就没有危害;二,孙家老太太并不是长期在孙建诚家住,而是由孙建诚的姊妹几人共同赡养,几家轮流着住。

    原来,从一开始就是陷阱。孙家人表面宽厚,实则心机深沉,尤其是那杜清!

    在梁正渊的劝说下,杨承芳没有撕破脸跟孙家人大吵,但她实在忍不下这口气,非得找个路子还他们点儿颜色。那阵子,在和别人聊天时,杨承芳总有意无意提起当年之事,把孙建诚曾被她拒绝的来龙去脉传得众所周知,意在表明,他孙建诚不过是自己没看上的东西,而杜清,不过是捡了别人不要的东西。

    两家的关系自然直转而下,变得水火不容。不来往,不打招呼,背地里互相说坏话,还时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纷争吵得不可开交。整栋楼的同事都知道,二楼的两户是冤家。

    然而,年轻气盛犯下的错误,没过几年就尝到了苦头。

    杨承芳不曾想到,那孙建诚别看长得不起眼,竟真有本事,在厂子里混得如鱼得水,资历平平却快速升到了梁正渊上头,成了他的领导。这还不要紧,没多久厂里就开始大面积下岗,而下岗名单里,就正正好写着梁正渊!

    那是梁家遇到过的最大危机,梁正渊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只会做事不会说话,要是没了工作,他真不知道能出去干什么。杨承芳终于为自己的沉不住气感到了后悔,如今,能帮得上梁正渊的人,不偏不倚就是对门的孙建诚。

    怎么办?人都得罪得没底了。可日子总得过,丈夫不能没有工作呀!

    为了家,为了儿子,杨承芳突然就变成了当年的杜清,扯下了那张绷着的脸皮,拉着梁正渊求到了孙家。

    杜清自然不会让杨承芳好看,一顿冷嘲热讽:“你们家老梁不是你千挑万选的吗?还有什么是他不能解决的?”

    杨承芳咬着牙,陪着笑,任脸上一百只蚂蚁在啃,也不还一句嘴。

    好在孙建诚不是个婆妈的人,他静坐在一旁抽了根烟,听自家媳妇儿底气十足地叽歪了一大串后,支起大腹便便的身子,走过来拍了拍梁正渊的肩膀:“老梁,咱哥俩还没喝过吧?”

    梁焕还记得他们一家给孙建诚陪酒的那个晚上,在饭馆里,一向不善饮酒的父亲被灌了几杯白酒后,在洗手间吐得昏天黑地。

    杨承芳知道丈夫远不是孙建诚的对手,他们夫妻俩就是加起来拼命喝,也未必能让人尽兴。但退路已经没有了,人家扔给你一把火钳子,抓住它就能救命,那再烫手也得抓住啊。于是梁正渊一倒下,杨承芳就顶了上来,接着陪。

    梁焕就看着母亲一杯一杯地喝,任对面说什么都笑呵呵的。那年他12岁,已经看得懂一些成人世界的隐晦了。他看出来,孙建诚几乎就要松口了,只有杜清还在一旁阻挠:“建诚,这事儿可不是一点儿人情,你得喝多少酒呀!”

    杨承芳想说什么,可她一阵作呕,硬撑着才没往洗手间跑。

    梁焕离了坐,拿起母亲的酒杯,走到孙建诚面前:“孙叔叔,我替我妈敬你。”

    杜清的添油加醋本没完,却一下子住了嘴。

    孙建诚看着梁焕把一杯白酒咕噜咕噜喝下去,沉默不语。

    那是梁焕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就是度数高的。他不会喝,喝得过快,一瞬间就感觉食道和胃都烧了起来。好难受,又不敢表现出厌恶,他就紧咬着下唇,一手死死地掐在脖子上。

    杨承芳支了起来,迎过来一把搂住儿子,想埋怨又不敢太用力,低压着哽咽了一声:“小孩子家的,喝什么酒。”

    孙建诚和杜清静默了许久,然后孙建诚说:“好了老邻居,咱们回去吧。就当还你们当年换房子的情,以后,我们孙家不欠你们梁家了。”

    梁焕还记得,那天在回去的路上,他已经站不直了,梁正渊和杨承芳也都得扶着走路,是孙建诚一直背着他的。

    孙建诚胖,背软乎乎的,跟父亲很不一样,梁焕在他背上问:“孙叔叔,酒那么难喝,你为什么还那么喜欢?”

    孙建诚似乎没听见,好久都没说话。但临到家了,他却小声对梁焕说:“孩子,以后你就懂了。”

    梁正渊的工作保住了,两家人也在表面上恢复了正常的邻里关系。但这并不是回到了刚开始的那两年,梁家两口在这新的关系中,已经低对方一头了。孙建诚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无名小卒,他越来越混得风生水起,杜清的脑袋也越抬越高。

    房子的问题,梁家两口再无力折腾了,干脆给两个卧室都挂上不透光的窗帘,就当本来就没有窗户,大白天也开灯,眼不见心不烦。

    后来这条街的确修了正规的垃圾堆放处,可周围的住户也越来越多,规划赶不上人口的激增,大家都习惯了往这里扔,就没人再管了。

    梁家的卧室窗户,就这样关了近20年。

    小心翼翼的邻里关系维持得心累,好在孙家没有在这小房子里长期住下去。梁焕考上重点高中那年,周边开始兴建环境好的小区房。孙建诚不仅在厂里爬得快,还在外头跟人一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就在当时人人传说的“富丽之家”小区买了套大房子,离开了这狭小的集资房。

    梁家也不是不想搬家,是真没那条件。夫妇俩收入平平,除了生活开支,剩下的钱都拿来供梁焕学琴了。

    梁焕从小酷爱弹琴,逢人便说长大要当钢琴家。他的确天赋异禀,进步速度远超同龄孩子,小小年纪就考过了业余十级。钢琴老师极力推荐他朝专业方向走下去,可请更高级别的老师来教,花费要多上好几倍。两口子见儿子勤奋,便决定不考虑搬家,省吃俭用也要把儿子供出来。

    但就在上了一段时间昂贵的专业课后,梁焕突然就不想继续学琴了。他对梁父梁母说:“爸,妈,我读书也没问题,我好好读书吧。”

    那之后,夫妻俩倒是攒了几年钱,攒着攒着,饭后散步都愿意去看看那些建设中的小区了。然而刚有了点盼头,杨承芳的老母亲却生了重病,走前把那点儿积蓄全都给掏空了。再过两年,房价飞涨,很快便可望而不可即。于是搬家的事,他们就再没想过。

    于是,这破房子,一住就是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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