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与武士刀》

    ——旗袍里藏着秘密。

    武士刀知道。

    在澳门待了两天后，孟嘉兰接到了一通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她同程芝芝告别，带着孟归动身前往上海。

    孟归以为她的母亲这么多年才第一次回来中国，至少要在澳门待到过完新年，但她很坚决要离开，像是有非常着急的事一样。

    不过她又想，如果真的有着急的事，她也不至于到现在才回来中国。

    离开前老人拉着孟嘉兰的手，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说，最后却只说了两个字：“保重。”

    她没有说再见，因为她知道这可能是她们的最后一面。

    1999年的最末端，上海每一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孟嘉兰拿着当年离开上海时用的地图，问了很多人，才最终确定自己要找的那个地方在何处。

    孟归跟在孟嘉兰的身后，看着这个快六十的小老太太，腿脚利索、健步如飞地穿行在人海里。她知道，这是应当一种天生的熟悉感，是回到故土才有的熟悉感。

    最后三轮车将她们带到了一座蓝顶的房子前，孟嘉兰伫足凝望着，眼前的景象终于与记忆中重叠。

    “是这里了。”她说，“这儿曾经是你姥爷办的戏曲学校旧址，1937年上海沦陷后，这里就成了收容孤儿与流民的居容所，大家都管叫它蓝房子。我那时也在这里住了三年。”

    她的外祖父母是1940年底去的美国，也就意味着上海沦陷后的三年，她的母亲与外祖父母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

    被日本人占领的三年时间里，她的外祖父母去了哪？

    孟嘉兰没有察觉到女儿心中的疑问，她小心翼翼地将那张泛黄的地图放进包中，上前按响了门铃。

    过了半晌面前的铁门才被拉开，铁门后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孟嘉兰与她对视良久，才哽咽喊了一声：“慧诚姐。”

    “嘉……嘉兰。”老人颤颤巍巍地伸出手，不敢置信地问道，“真的是嘉兰么？”

    孟嘉兰抓住了她的手：“是我，我回来了。”

    叫做慧诚的老人将她们请进了屋。

    穿过空荡荡的大堂，老人带她们来到了自己的住处——一间八平米的小房间。

    这里明明有很多宽敞闲置的空屋子，慧诚老人却只愿缩在一隅度过余生。

    老人给他们倒了茶，然后邀她们坐在院子里的阳光下，她拉着孟嘉兰的手，一遍又一遍地问她：“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最近经常做这样的梦。”

    她说：“把周妈妈送走后，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前面的屋子太大，我就搬到后面来，小小的、挤挤的，像你们都还在时一样，看起来像个家。”

    孟嘉兰低着头，一只手撑着下颌，下午三点多的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头顶里那些被她精心藏起来的白发依稀可辨。孟归第一次觉得，她那个向来喜欢独来独往的母亲，似乎是有些老了。

    她不想看到母亲这个样子，提议自己去前面屋子里逛逛。

    慧诚老人叮嘱她：“小心板板，时间久有些坏咯。”

    蓝房子当初是按照学校的样式建成的，所有这里有很多四四方方的房间，后来改成了宿舍，再后来又都被废弃。

    然而这里虽然旧，却意外地很干净，紧闭的门窗上几乎见不到灰尘，隔着窗户向里看，每间屋子里的东西都被摆放得整整齐齐。她猜慧诚老人大约每天都会过来打扫。

    一路走下来，唯有一楼最尽头的房间没有上锁，孟归轻轻推了推门，门吱呀一声被打开，展现在她面前是一张大大的神龛，上头摆着一眼数不过来的牌位。

    她不禁“呀” 了一声，不是害怕，而是诧异。

    院后的慧诚与孟嘉兰听到响声赶了过来，慧诚老人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没事，别害怕，别害怕。”

    孟嘉兰看着灵位上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那些都是小时候与她一同在蓝房子里长大的故友。

    “纯哥……也走了？”她问。

    “50年过了鸭绿江，没再能回来。”

    慧诚老人走进了屋，习惯性地拿起手边的布擦拭着牌位：“当年周妈妈说要建这间小祠堂，他们一个个虽然找不到尸体，但人死了总要有归处，有了灵位，有人供奉，才能找着回家的路。”

    孟嘉兰领着孟归上了香。

    她想起当年自己跟着父母离开中国，是在一个起了大雾的黎明，他们一家躲在装菜的车里逃出上海。她拽着母亲穿着的那件雪青色的旗袍，后悔没能和朋友们告别。

    大堂里古老的落地钟敲了五下。

    孟嘉兰向慧诚告别，她与人有约，要去别的地方，并答应改天再过来看她。

    慧诚让她等一下，她转身从屋里拿出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光盘，她说是前些日子梨园协会送过来的，上头刻着梨园两位泰斗的声音。一位是孟归的外祖父程老板，一位是当年日本人攻占上海时不堪受辱自杀的张老板。

    另一样是几封信，“写着日语，我不认识，程公馆前几年拆迁前被送过来的。”

    孟嘉兰亦不会日语，将信转交给了孟归，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因为在做历史研究，曾背着家里人偷偷学过日语。

    三张信封上的邮戳记录着不同的时间，第一封是1986年，第二封是1993年，第三封则是在前年。

    但信封上又都写着同一个收件地址与同一个收件人。

    “工藤初华是谁？”孟归问。

    孟嘉兰低头看着信封上的日语，漆黑的眸子闪了闪。

    她告诉她：“工藤初华，是你外祖母曾经用过的名字。”

    离开蓝房子后，孟嘉兰在路边拦了辆车，告诉司机去友谊路。

    从旗袍与武士刀，到三封一模一样收件人的日语信，疑问在孟归的脑中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但孟嘉兰似乎还是没有要和她解释的意思，一上车就盯着窗外发呆。

    最终，孟归还是没忍住问她：“你现在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吗？”

    “你想知道什么？”孟嘉兰反问她。

    “所有的一切，当年你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为什么姥爷要把旗袍与武士刀都藏起来，为什么姥姥那么恨日本人却会还有一个日本名字……”

    “我是怕你接受不了事实。”

    “你带我来中国，不就是为了让我知道么？”

    孟嘉兰听后沉默了一会，她转过头看着她，突然笑了：“我女儿啊，真是聪明。”

    而后，她又说：“等到了目的地，你就会知道了。”

    目的地在抗日纪念馆。

    近一个小时的车程，现在的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寒风裹挟带着南方冬日的湿冷，往人的衣领里钻。

    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站在门口等候她们，见她们下了车，上前询问道：“是孟嘉兰女士么？”

    “是的。这位是我的女儿。”

    “赵馆长已经在等您了，请随我过来。”

    走进纪念馆，绕过气氛凝重的陈列展台，男人将她们带到了一间亮着灯火的办公室，他敲了敲门：“赵馆长。”

    “请进。”

    男人推开门，孟归这才看到不大的办公室里里面已经有四五个人在等着她们了，众人围站在一个长桌前。

    赵馆长从桌旁走到孟嘉兰跟前，向她伸出了手：“欢迎回国！”

    “谢谢。”孟嘉兰与他握了手，问，“就在这里么？”

    赵馆长颔首，同她介绍：“这位是我从历史博物馆借来的修复师孙小姐，在电话里我也跟您提到过，您不用担心。”

    孟嘉兰低头从包中拿出了那件被精心包裹起来的雪青色的旗袍，递给了孙小姐。

    她努力克制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几乎是讲一个词就要停下来：“东西，都缝在了……内衬上，当年，我的母亲……就是穿着它……走出了日军司令部。”

    孙小姐仔细地拆开包裹，取出那件旗袍，然后小心翼翼将它翻面。

    那件看似平平无奇的旗袍，内衬上竟然都是密密麻麻的缝线，几乎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布料。

    孙小姐用剪刀一根一根地将缝线剪开，又用镊子谨慎地拆下布料，每一块缝布后都藏着许多已经发黄的纸片，刚拆开一边它们就迫不及待地从缝隙里滑落到了桌面上。

    在场的人都屏气凝神注视着孙小姐手下的动作，孟归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不知被放在漆黑的箱子中多少年的旗袍，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等缝线全部被拆开，最后数了一数，一共有一百六十一张纸片，每张纸片上都记录着1937年至1940年间日本人在上海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

    ——1938年4月，日本军人当街射杀几名无辜的中国少年，工藤奈落要求我在翻译中把那些少年写成抗日分子，破坏他们东亚共荣的美好愿望。

    ——1938年6月，时隔半年终于见到了四哥，才知道日本人根本没有放走他，他一直被关在离编辑部不远的监狱里。

    ——1939年3月，女囚监狱里一位孕妇暴毙，腹中孩子已经成型，尸检报告显示死于外伤，在官方通报的版本里，我被要求翻译成“死于自杀”。

    ——1939年5月，今日送来的照片里见到了柳先生，我决定从今天起不再翻译。

    ——1939年5月，工藤奈落将他刚杀的一位中国人的头颅放在了我的桌上，告诉我如果不配合工作，下次死的会是我的丈夫。

    ——1940年1月，工藤奈落以精神病的名义将我送进了医院。

    没人能忍着悲痛将这一百六十一张字条看完。

    过了很久，孟嘉兰首先打破了屋内的寂静，她说：“如果你们打算把这些公之于众，请告诉所有人，我的母亲，是一位很好的翻译家，她的名字叫做孟华，你们也可以称呼她，初华。”

    她说完对着众人深深鞠了个躬，然后拉着孟归走出了房间。

    纪念馆的走廊上灯光灰暗迷离，孟嘉兰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向屋外走去。

    在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的情绪终于再绷持不住，她站着整理了心绪许久，最后还是扶着门框滑坐在了地上，泣不成声。

    一生要强、从不喜怒于色的孟嘉兰，终于在此刻卸下了她的面具。

    孟归蹲下身扶着她的母亲，两个人就这样在纪念馆的门口失声痛哭。

    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孟嘉兰对女儿讲了那个她藏了大半辈子的秘密。

    “你的姥姥是一位日本商人的私生子，在她年轻的时候，曾被迫去往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37年在上海软禁她的日本人，是她的堂哥。”

    “所以因为这件事，姥姥才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不愿意回来中国？”

    “我本来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因为你的研究而坐牢的话。”

    孟归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母亲会说她会受伤的话了。

    因为她的母亲被外祖母所影响，她的潜意识里，亦是认为自己不配成为一个中国人。

    她怕自己的女儿会成为被这件事所影响的第三代人。

    孟归以为孟嘉兰将旗袍送回中国就表示她已经解开心结了，但其实没有，时间刚跨进千禧年，她就登上了回美国的飞机。

    而孟归因为工作在中国多待了几个月，空闲之余，她将那几封日语信翻译成了中文。

    那三封信上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内容，然而字迹却不尽不同。

    第一封和第二封信的署名都是一个名叫崔时的人的儿子，他说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封未能寄出去的信，于是誊抄下来将信寄了出去，因为没有收到回音，在1993年又重新寄了一次。

    第三封信的署名是崔时的孙子，信中他说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希望收件人能在收到信后尽快回信。

    而最初始的那封信的内容，与其说是信，更像是一本写了大半生的日记簿。

    初华：

    1945年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家乡，政府分了一些田地给我，但因为太想和你通信，我卖掉田地，拿着钱让一个有学问的人教我日语书写，我非常后悔当初在日本没能接受你的建议学习语言。

    1950年，我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孩子，村民们都觉得那是上天给我这个残疾鳏夫的礼物，于是我稀里糊涂地有了孩子。

    1968年，我去中国找你，程公馆已经换了主人，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甚至好像也没人认识程先生了，我非常诧异。

    1979年，我太老了，走不动了，几天前收拾屋子的时候摔了一跤，大概是活不长了。我想起来，我的刀似乎还在你那里。

    1983年，如果有机会，请让你的儿子或女儿把刀寄给我。

    日记就到此戛然而止，1983年，那个叫做崔时的老人与世长辞。

    而他在信中多次提到的刀，孟归猜应该就是被外祖父藏在壁炉中的那把。

    孟归尝试着写了封信按照原地址寄了过去。

    信中她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并解释外祖母未能归还那把刀的原因，在信的最后，她还留下了自己的email。

    两个月后，在她即将动身回美国的前一天，她收到了一封来自韩国的email。

    也许，终于能物归原主了。孟归想。

    旗袍，或是武士刀，都要有它的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