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高中时代，最让我头痛的不是永远和摩擦力纠缠不清的小滑块，也不是一看到就想逃的裂项相消和错位相减，而是政治学科中的哲学部分。

    对于阅历尚浅、连《赤壁赋》都背不明白的十五六七岁的我而言，经济学和政治学部分或许还可以用从身边和电视上看到的例子猜一猜、蒙一蒙，哲学就尽是虚无缥缈到我连题目都看不懂的概念堆砌了，不过我对“唯物主义”概念中有关“规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的内容的印象却格外深刻——规律是普遍的，一切事物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都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当时的我并不能解释清楚具体的意思，但直觉告诉我，我们之间有未完待续的联系，直到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在佐证这条规律，我才终于得到一直以来在找寻的答案。

    我是不相信“宿命”的，但现实又让我感到“命运”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客观规律”表现到具体事物的发展上时，人的人生轨迹就是载体之一，就好像多数人谈起时总是批判“迂腐落后”的晚清政府甚至清王朝一样——清朝后期无论怎么改良、革新都显得徒劳，因为封建王朝气数已尽，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会修正、扫平每一个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障碍”，即使抱着侥幸的想法苟且复辟，最多也是昙花一现的幻觉，听起来无情，实则最为公平。

    目光回归到我个人身上，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命运”的存在感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我出生的1997年，在这寻常又不那么寻常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于我个人、于国家而言都意义非凡的事——5月，我的老乡、作家汪曾祺去世；6月，重庆挂牌再次成为直辖市；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怀抱；9月，随着带来奥特曼系列全新面貌的开山作《迪迦奥特曼》放送完毕，平成三部作里承上启下、向着未知宇宙前进的浪漫之作《戴拿奥特曼》登场；这年在台湾地区，一部次年即将在亚洲创造现象级文化潮流的清宫剧剧本正处于酝酿中，而与此同时在大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进程途中重要节点之一的1998年虎年春节维也纳金色大厅音乐会，也已进入紧锣密鼓的策划......

    与欣欣向荣的文艺创作相对的，是波谲云诡、风起云涌的国际环境，仅仅在香港正式回归祖国的后一天，亚洲金融危机便从东南亚蔓延开，一路北上，波及港澳台后直奔日韩。抄底做空的索罗斯不仅做到了棒打“亚洲四小虎”的脊梁骨，也让“亚洲四小龙”元气大伤，刚刚成立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在幕后英雄不显山不露水的帮助下打赢了金融保卫战，为千禧年后恢复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份“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低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珍惜，日后还会在某些重要的时间节点被心怀不轨的人反复利用。

    1997年是农历丁丑年，往前追溯，《辛丑条约》签订的1901年是农历牛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的1925年是农历牛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是农历牛年，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是农历牛年，作家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阿圆属牛，而我，我也是属牛的！正因如此，我时常觉得自己幸运又时常觉得生来就带有强烈的使命感。

    另一件就是我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办理J1签证的时候发生的事。

    由于是第二天一早7点左右的面签预约，头天晚上我没有选择在酒店或宾馆投宿，而是在领事馆附近的豆浆店坐了个通宵，次日进入领事馆后，大清早昏昏沉沉的我因为不了解各个理事窗口前隔离带的划分方式而排错了队伍。

    正当我找不到离开队伍的出口、准备挑开隔离带钻出去的时候，一个亚洲面孔的安保人员喝住了我并警告我如果乱来可能会被拒签，在等待区所有人的注视下，我定了定神，跟在她后面去重新排队。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她警告我的那样发展，给我面签的阿姨不等我自顾自、不知所云的表述结束就笑眯眯地收走了我全本空白的护照，提醒完我注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后就爽快地在我的DS-2019表上签了字、加盖通过章。同样在等待区所有人的注视下，我错愕着离开领事馆，等我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已经是2017年5月底，我的航班已经在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首府里士满(Rid)落了地。

    让时间倒流回2017年，不多不少，刚好卡在香港回归20周年文艺汇演前后一点。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那个夏天既是我告别十几岁、迈入“二”字头年纪的开始，也是1997年7月1日尚未出生、错过特别行政区区旗第一次在当地升起的我，第一次在网络平台上隔着12小时的时差观看实时绽放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的烟花。

    同时，2017年也是还来不及挑起以某中国民营通信科技公司高管被莫须有的理由扣留加拿大1028天为标志事件的中美贸易战的□□作为总统上任的第一年，虽然距离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已经过去了两年，但社会性别分类还没有多达112种，更没有上升为严重撕裂各群体甚至反噬自身的政治正确。明面上看，这座“民主灯塔”亟待解决的问题似乎只有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横跳的种族主义，谁也料不到背后涌动的暗流会在次年开始，逐一在世人面前显现。

    不得不说我运气还是不错的，在这“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时间段，由Williamsburg（威廉姆斯堡）、Jamestown（詹姆斯敦）和Yorktown（约克敦）三座城市共同组成的“弗吉尼亚历史三角”，这片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圣地”仍然阳光灿烂、绿草如茵，生活平凡得甚至有些无聊，离我最近的“危险”，不过是锁在大型连锁超市玻璃柜里售卖的枪支。

    比起眼馋同胞对香港特区几近溺爱的关照，这年让我难以忘却的，还有那些跨越时空、不可思议的“梦”，而一切的缘起，是我高中母校和澳大利亚汉密尔顿-亚历山德拉学院的合作交流项目。

    一般来说，我们高中每年暑假都会有一批由高一学生及带队老师组成的访问团抵澳进行访问。本来按我和我爹商议好的“期末考试成绩达标”条件，他是答应我去报名参加访问团的，但很不凑巧，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正好撞上了我小提琴业余十级水平的考试，于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国计划在遗憾中作废，这一拖就拖到了我大学一年级开学后的秋天——我对“出国”这件事本身并无执念，倒是命运就此阴差阳错埋下了相遇的种子，仿佛提前知道我两三年后要去认识谁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