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仔”侵占了和平村。他们冲进村里抢东西，见鸡抓鸡，见粮抢粮，到处乱闯乱翻。村头人养的小猪仔都被他们抓住了，那些一时没能抓住的大猪，他们就放枪，打死拉走，拉到炮楼剐开吃了。父亲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在太平三门口村时，他们更是烧、杀、抢，无恶不作，临走前点了一把火，把村里的渔棚、渔船和房屋全部烧光了。从此，靠海而生的渔民也无家可归了，只能像陆地上遭灾的人家，到处逃乱。“日本仔”在东莞沙角放枪放炮，整天“轰、轰、轰”个没完没了，在威远也打翻了好多渔船，使得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变成了“水流柴”，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他们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去，只能行一程算一程，像水里的木柴一样，顺应命运，随波逐流，飘到哪算哪。

    几个“日本仔”冲进黎家康住的茅寮棚，一眼就看出这里没有任何可捞的东西，连一件值钱的、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他们表现得难以置信，冲黎安家嚷嚷着：“小孩子”，不一会，指着他，又叫唤：“小孩子”，也不知道他们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又想说什么。

    “日本仔”和伪军占领村头后，架枪架炮。有些住在海边的基围人，茅寮棚里还藏了些粮食，怕被他们搜到，就赶紧想办法将粮食藏到更隐蔽的地方去，比如分包成无数小袋埋到基围田里。他们发挥了所有的聪明才智，只为躲避侵入者的无理抢夺。

    村里不仅有“日本仔”，还有伪军。伪军也抢东西，打人，跟着“日本仔”到处做坏事。有人说他们经常□□当地的妇女。村里人都手无寸铁，任人宰割。不仅是和平村的人被“日本仔”和伪军祸害，隔壁村的情况也差不多，黄田那边有个年轻的妇女长得好看，就被“日本仔”和伪军□□了。他们人多势众，长得牛高马大，兽性一上来，不管人家嫁没嫁人，见到好看的就直接强迫了。

    孩子们最怕枪声和炮响。“日本仔”和伪军在西乡和桥头都有放枪放炮，声音能传到和平村，震耳欲聋，清清楚楚。为了抢占碉楼，他们时不时就放枪放炮的，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老人和孩子根本不肯出门，胆大一些的壮年出门看一看，也不敢走远。战乱时期，家人之间哪怕是短暂分开也有可能造成生离死别。

    不久后，“日本仔”开始对村里的人实行严格的控制，特别是出行。给每个人都发一张经过他们登记造册的当地居民“良民证”。“日本仔”和伪军动不动就会拦住过往的行人，查他们有没有“良民证”。没有这个证的老百姓就被带走了，也不知道会抓到哪里去。特别是青壮年，最容易被抓走，据说大多数人被抓去做苦工了。也有些人被抓后就音讯全无，直接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母亲怕父亲被抓走，让他多长个心眼，不管是走路还是干活都装成病怏怏的，时不时干咳两声。母亲自己出门的时候也不忘扮丑。往脸上涂抹一些泥灰，咧着嘴，说话结结巴吃，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最担心的还是黎安家，这是这个家没散的唯一纽带和希望。父母轮流盯着黎安家的一举一动，不让他离开他们的视线，生怕他有任何闪失。他们要他弯腰驼背，加上长年缺少营养，他面黄肌瘦，像个患了重病的孩子。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东江下游各县和广州相继沦陷。在此前后，□□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根据□□中央关于要在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游击区的指示，派批共产党员到东莞、宝安、惠阳、增城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在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主要领导带领下，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支活跃在华南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日本鬼子一个团从香港登陆宝安之后，迅速与从中山、番禺过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取得了联系。沙井本地的陈培既是大地主，又是颇有影响力的地方军阀，他当时在沙井修建了用于防御的炮楼，可惜这样的炮楼根本无法抵挡日本鬼子的长驱直入。形势越来越紧张，时局越来越动荡。驻扎在沙井的日本兵，经常出入新和一带。很多村民经常到茅洲河和水塘里去抓鱼摸虾。在路上，经常能看见日本人。有一次，黎安家的父亲也去鱼塘抓鱼，传来了交火的枪声，一颗子弹从他耳边飞过，差点将他打伤。他看见那些朝日本鬼子开枪的人都很年轻，后来才知道，这些英勇的年轻战士就是东江纵队非常活跃的“小鬼队”。兵荒马乱的年月，许多来自东莞的基围人根本就没法下海打鱼，为了躲命，许多人纷纷逃回了东莞老家，等到日本鬼子被赶走，时局逐渐安稳之后，才又重新回到新和。

    1940年，父亲被抓到一个码头装货，手脚稍微慢了一些，被两个“日本仔”动手毒打了一顿。他一气之下，用尽浑身力气，从码头上直接跳进了海里。父亲水性好，“日本仔”往海里扫射的子弹没打住他。他在海里游了一天一夜，一直游到沙井的船上，被一个好心的渔民救下来。几经辗转，母亲和黎安康才收到口信，千辛万苦找到了父亲。受了毒打使得原本并不健壮的父亲卧床不起，母亲找不到疗伤的药，连一口饱饭都吃不起，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死时，母亲没有哭。她只是默默地握住父亲的手，像是在和他作最后的道别。黎安家哭得很厉害，对着大海哭嚎，恨不得转身跳进大海，从此再也不用上岸来面对这悲苦的人生。

    好心的渔民是一对父子。那个和黎安康差不多大的男孩说，他之前有好多兄弟姐妹，差不多有七八个，一个姐姐养不起，送人了。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了，温疫像“日本仔”一样来了，他的母亲和七八个兄弟姐妹都染了病，先后都离开了人世。全家十几口人，只剩下他和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原本想找回那个送出去的姐姐，也找不回来了，战火把人冲散了，像海啸过后的沙滩，那些能移动的都离开了原本的位置，不复存在了。

    男孩叫郭平安。他的父亲腿却有点小问题，行走不太方便，但身体很好，从来没上过医院。他说父亲不知道他们的祖籍在哪里，他的爷爷也不知道，爷爷早就过世了，他们无从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他早熟地说，祖籍在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也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关键是眼下要怎么活，如何才能活。

    母亲病了，高烧，浑身发烫。她几次试图走出那艘渔船，没迈两步就倒下去。郭平安的父亲看着黎安家说，如果他们不嫌弃，可以留在船上，和他们一起出海，相互有个伴，有个依靠。母亲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黎安安也没表态，不过他内心对郭平安父子的提议并不反感。

    1941年6月，大家得到一个好消息：东江纵队第3大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把进犯大岭山的600余名日伪军围困了2个昼夜，打死打伤日军50余名。第5大队在羊台山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歼敌70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