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六月的大不列颠总是让伊芙琳难以忍受。

    不仅是因为地中海沿岸该死的天气——永远晴朗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绝对是糟糕的组合，也许只有泰晤士河对岸，国王学院或者伦敦大学里的学生会热爱这样的炙烤，反正它不会是兰贝斯儿童福利院里成员们的喜好。

    颂歌义行也同样令人恼火。当伊芙琳被迫穿着那条长及脚背的厚重米白色长裙，再沿着巴勒大街走到圣乔治大教堂时，她总是会在被汗水浸湿的刘海下，用眼神辱骂泰勒女士和刘易斯神父，有时候还有上帝。

    一个为了钱让她被困在闷热的棉麻袋子里，另一个为了名声用赞美上帝的颂歌无情地剥夺了她嗓子的健康。

    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十四号，在河对岸大本钟报时八点的最后一声钟鸣响完时，伊芙琳已经站在福利院门口了。半长不短的黑色头发有一层已经贴在了她的后脖颈上，让伊芙琳的脑袋有种被牵扯的拘束感。

    “头发当然要披下来，”泰勒女士曾大声地宣布着，“盘起来，像个大人似的，算什么？”她当然知道这样像天使似的打扮也许会让游行收获更多的善款，相比这个，孩子们小小的闷热已经微不足道。

    伊芙琳无聊地数着来往的自行车和汽车，穿梭在这条古老的柏油马路上的人们有的穿着掉跟的破烂皮鞋，有的坐在高档汽车里呼啸而过，这样的贫富，阶级对比让伊芙琳着迷。

    一位身着绿色天鹅绒长裙的年长女士出现在了伊芙琳的视野中，她后悔错过观察这位绿裙女士是从哪辆小汽车下上来的——反正不会是徒步，这样厚重的面料不足以支撑她优雅地走很远。

    伊芙琳逐渐发现那身绿色的复古长裙也许不是天鹅绒，因为那上面流转的奇异光芒让她着迷。美丽的绿色面料在她的视野中越来越清晰，等到她反应过来时，那位女士已经走进了兰贝斯儿童福利院，只留下盘着紧紧的发髻的后脑勺。

    不久后，帮工沃尔夫过来遣散了等待义行的孩子们，宣布颂歌活动暂停一天。在欢呼声中，沃尔夫转向伊芙琳，通知让她尽快前往院长办公室。她隐隐猜到也许和刚才那位女士有关系。

    “也许她想要收养我，”伊芙琳喃喃自语，皱起了眉毛，“不对，怎么会，不行。”“别嘟嘟囔囔的！”沃尔夫重重地推了一把她的背，伊芙琳向前趔趄了一下，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个粗鲁的，缺乏爱心的帮工。

    沃尔夫向下瞥了她一眼，随即迈着大步走远了。伊芙琳好像听到他用鼻子嗤了他一声，不过她也报复不了什么，只能跑两步跟上去。

    穿过院长办公室厚重的木门，伊芙琳看到泰勒女士正坐在她办公桌后面喝咖啡——五年前的装修让这所老龄的孤儿院拥有了一个格格不入的院长办公室，松软的沙发和光亮的木制储物柜都让伊芙琳恶心。这里半数的资金都来源于她六岁那年收养她的库伯夫妇的钱包，而巴尔特泰勒毫不愧疚地收下了这笔卖命钱。

    “咔哒”，那位绿裙女士放下了手里瓷质杯子，站起来走到伊芙琳面前。

    “早上好，琴小姐。”

    泰勒女士这才扶着桌子从椅子里走出来，深蓝色的裙摆拂过桌角，熙熙攘攘地停在了我面前。

    “伊芙琳，好运的孩子！这位仁慈的女士，麦格教授，正要介绍你去一所学校！呃是……”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所…”

    “哦是的！霍格沃茨！全寄宿制，还有助学补贴，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我的伊芙。”

    伊芙琳瞪大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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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伊芙琳琴，来自中国。好吧，或者说曾经来自中国。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几经躺在了一个陌生女性的臂弯里。婴儿的眼睛记录不下多么清晰的影像，现在回忆起当年，我只记得灰暗的房间里，女人纠结枯槁的头发和并不干净的床单。

    一岁的记忆已经从我的脑海里暗淡了下去，两岁时我母亲的名字才真正意义上的印进了我的人生。她叫秦美兰，一名思想超前，或者说贫无可退的女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独自漂流来了大不列颠。

    简单来说，她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上辈子看过的一部电影——记不起名字了，只记得女主人公在争吵中说出了法漂其实是出卖□□的真相——秦美兰以为寸土寸金的地方其实遍布泥沼，光鲜亮丽的城市下是疮痍和和尘土。当她将酒馆招聘服务生的广告从墙上撕下来的时候，当她愿意为了每天随机可能的小费站上破烂的木板搭成的舞台时，当她最后无所谓的牵起了某个客人的手时，也许她的愿望已经达成了——融入这个注定落日的城市。

    嘿，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么乐观，还有顽强到打不死，真的离不开她的言传身教。我总是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往往是因为客人将一两张英镑塞入了她的胸口;或者自己被塞到一块破布里，为了配合她完成一场有那么丁点情节的演出——最后总是以她的脱衣舞为结尾，天知道我是怎么在那乱甩的破布襁褓里，还有烟酒横行的空气里正常发育长大的。

    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总让我有种虚幻感，就像站在舞台上时，透过烟尘试图看清酒馆里人们的脸。在那破旧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上，妓女崽子的身份已然离我远去，我可以是为阿芙洛迪忒献上衣装的天使，可以是丘比特，可以是玛丽亚怀里的圣婴。

    粗鲁的笑声和烟酒的气味成了我的洗礼，在虚幻的成就感中我成为了神，这种高人一等的虚浮感，让我在怜悯着底下这堆只能在便宜酒馆摄取多巴胺的失败者中获取了高人一等的快乐。

    当英镑从台下抛到我们身上时，疼痛地打在皮肤上，我享受这一切，它代表着半夜的面包和果酱，或许还有牛奶。母亲的笑声在身后响起，那是三明治里的肉饼有了着落，或者是御寒的毛毯和袜子。

    不过就算是黑暗情景喜剧也总有结束的那么一天不是吗？一个两岁的小孩竟然能卖出两百磅的天价，这没什么值得秦美兰犹豫的。

    后来的后来是我被泰勒女士在福利院门口捡到了。说实话我知道无法想象她会捡起一个孤儿，除非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占领她的大脑，以及那么一丁点儿良心。

    上辈子学历史的时候。老师总是提起这个年代英国终于崛起的社会福利制度，就算是孤儿院的孩子也能吃饱穿暖，有学可上，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知道。在这个古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她身上的破洞已经结了痂，疮口里流出去的金钱最终流进了富人的口袋。鬼知道早餐的培根钱是套在了哪位先生的手指上，书本费又是跑到了那位夫人的脖颈下，再剩下的则是变成了泰勒女士办公室里的陶瓷茶杯。

    我总是为我的骨骼发育发愁——任何年代里长高长壮总是最简单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偷溜出去赚钱成了我的每日任务。乞讨卖艺捡垃圾,另一边还要防范准备把我绑去卖肉或者卖身的人贩子，天知道为了一根香肠我有多辛苦。

    泰晤士河的对岸是伦敦大学的大学生在野餐和骑自行车。我常常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上这样的大学，但是对于一个孤儿来说不论是天价的学费还是面试官的刁难都已经让这个目标变成遥不可及的幻想。

    “也许我可以回中国，”我默默的想，“高考，也许我能去清华北大呢？不过机票和学费是个问题，我要赚更多的钱。”

    总之后的总之，我活下来了，怀揣着小小的梦想，在二十世纪的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