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月读大四的时候，她弟弟读高二。
江禹洲成绩很不好，高一下学期的几次考试，所有学科的分数加起来，连两百分都凑不够。
高二新学期开学，有艺考培训的机构在校外发传单，不知怎么了，江禹洲就突然跑回家说要转成艺体生，学美术。
家里人都不懂什么艺体、艺考之类的，便让江月跟学校老师打电话咨询。
咨询完，江月给出了很客观的建议。
如果美术学得好，是可以凭艺考去到理想的学校。可是学美术并不是逃避文化课的借口，不用心学，照样考不上大学。
江月的话让江禹洲翻脸了，吵着说是家里人在耽误他的前途。
父母心疼儿子，随即满口答应。
十多万的集训费，家里说拿就拿，还说等到艺考结束，会给江禹洲请一对一的辅导，专程提高文化课成绩。
明明家里最近几年做生意赔了不少钱，但他们还是决定，就算是借钱和贷款，也会让弟弟学美术。
一番话下来，江月觉得自己特别难堪。
她依稀记得，她高中时数学成绩不好，跟家里说想去辅导班补补课，家里只说自己好好学就行，去辅导班还浪费钱。
她上小学时，班里的很多同学都会去上兴趣班，学唱歌跳舞和各种乐器。
别人都有可以展示的特长，她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她跟家里说她想去学吉他，家里只说没钱送她去学。
记忆中，家里似乎也没有穷过，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弟弟说要去学跆拳道时，他们第二天就能带着弟弟去报名，弟弟脚上的鞋子是几千块钱一双的。
可是，为什么每次她需要家里的时候，他们都说没钱。
大概，没钱只不过是借口罢了。
没爱才是答案。
五月中旬，江月正忙着准备毕业论文的答辩，忽然接到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
是家里打来的。
母亲说镇上一个卖家电的老板相中她了，想让她做儿媳妇。
“我跟你说啊，那家人可有钱了，家里好几辆车，还在市里买了两套房呢。”
“你要是嫁过去，可一点都不亏。”
“你也不用操心工作了，进门就享福，再生个孩子，以后你这日子就更好过了。”
“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你马上就毕业了，也该是时候定下来了。”
争辩无用，顽固的思想不是几句简单的话语就能改变的。
江月默默听完，然后直接挂了电话。
毕业典礼那天，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来了。
他们有收不完的花束，拍不完的照片。
只有江月，孤零零的一个人，穿着学士服游荡在操场，偶尔被陌生的同学拉住，让她帮忙给拍个合照。
她接过手机，看着画面中欢笑的一家三口，心里是说不出的酸涩。
那一刻，她像什么呢？
像乞丐，像流浪狗，像没有糖果吃的小孩。
在这样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她依然无人在意。
在这场热闹与欢喜中，她守着一个人的孤独。
江月讨厌她的家人，讨厌身边的人。
那么，走吧？逃吧？
反正也没人在乎，去哪里都无所谓吧。
生性懦弱的江月，生平第一次有了这样大胆的念头——她要走。
要一个人走得远远的，让谁也找不到她。
拨穗结束，江月回到宿舍收拾行李。
所有的教材和课外书早就被江月按斤卖给了学校里的二手书店，其他的零碎物品，一半在毕业生跳瘙市场上卖掉了，另一半丢到了宿舍楼下的垃圾桶里。
能带走的东西不多，一个大号的行李箱，一个编织袋，一个背包，足够装下她所有的家当。
再去辅导员办公室领完学位证和毕业证，去一卡通服务点注销掉校园卡，去学生公寓管理处交还钥匙，就能出发了。
江月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她背着包，提上行李箱和编织袋下楼。
夜幕降临后的校园依旧热闹，路灯光照着一个个步履匆匆的影子，操场上有乐队在唱歌，歌声和欢呼声传了很远很远，校门口外卖存放点堆积的花束，不知道在等着谁和谁。
一切的一切，都将远离了。
江月坐上了一趟开往两千公里外的列车。
没有任何计划，全凭着直觉和心意前进。
硬座坐得人腰酸背痛，江月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她其实该去买个卧铺才对。
可一想到要穿越好几个车厢去排队办理补票，江月就不想动弹。
心情不好时，她不想跟人讲话，也害怕跟人讲话。
算了，还是熬着吧。
这小半辈子不都是在苦里熬着的吗，好像也不差这三十多个小时了。
坐累了，就起来到车厢连接处站一会儿。
旁边和对面位置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江月靠着车窗冥想，想那个家，想旷也，想这一路的苦与痛，想那为数不多的欢喜。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听到广播声，江月拧开矿泉水瓶，喝了口水让自己清醒清醒。
她把车窗的帘子绑起来，窗外的夜色映入眼帘。
星星点点的，全是城市的灯火。
高楼上的霓虹灯，斑马线前的一排排汽车尾灯，汇成流淌的星河。
外面还下着小雨，整座城市都是潮湿的。
细雨中，灯光也像是被晕染了似的，朦朦胧胧，如梦似幻。
恍惚之中，江月不禁在想，现在是梦？还是从前是梦呢？
多希望从前的所有事都只是一场噩梦，醒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