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清怡的大学生村官工作，既然是清怡的选择，何长峰除了鼓励和支持之外，除了殷殷叮嘱，并不反对。纵然，妈妈叶倩影反对，依然徒劳无功。毕竟，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理想、看法和选择。

    聊完清怡的工作，何长峰喝了口茶，话匣子一打开，就显得有些收不住，平素他并不愿意讲的内容，例如他这些年的奋斗史，吃亏史。

    “女儿，难得我们一家三口，有时间一起深入地聊一聊。以前，总觉得你还小，现在想来，虽然基本上是对的。进入社会，就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光有一腔热情，肯定是不够的。”

    “爸爸，那您跟我说说，这些年，是怎么发展的。尤其是早年，您应该吃了很多的亏，要不然我也不用待在老家八年了。”清怡对小时候的记忆，依然深刻。爷爷奶奶的爱，并不能弥补爸爸妈妈的缺失和陪伴。

    何长峰回忆三十年前，初入投资市场不久。“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时间还不长，作为第一批闯海南的大学生，我一头就扎进了火热的房地产。起初，两三年，从事房地产销售，跟着投资浪潮，还真赚到了不少钱。可以说，赚到了第一桶金。”

    然后，火热的房地产退潮之后，烂尾楼遍地，原本挣到的钱，买了期房，转眼成了空。

    在海南前后四年，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同样感受到失败的残酷。最后，身上只剩三千块钱，何长峰说，到哪里去呢，那会儿的上海浦东还没开发，只是股票交易所成立，成为大家争先追捧的新事物。

    何长峰说话间，望了望现在的妻子，“我跟你哥哥青扬的妈妈，是在海南认识的。当投资失败后，两人的矛盾逐渐增多。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生下你哥哥不久，我们就离婚了。爸爸我只身一人，闯荡大上海。”

    “这些你都没跟我说起吗。”叶倩影有点责怪丈夫。

    “那会，咱俩还没认识呢。”何长峰说道，这时，我敏感地感觉到，股票市场蕴藏巨大的机会，于是只留了一百块钱，作为生活费，其余的钱，全部投入股市。刚到上海，没有地方住，一开始借助在同学家。同学夫妻俩，也是刚结婚不久，租住在一间小小房子里。身上没钱，只能跟人家夫妻，挤在一个房间里。

    “你们三个人，有男有女，住一个房间不合适吧。你朋友他们也乐意啊。”清怡感觉很奇怪。

    “那会不是没钱吗。当然，主要还是同学他们人品好，怕我没地方住睡桥洞。”何长峰说，艰难的岁月，同学之间，更能体谅。在同学那边住了两个月，赶上了股市跃起，短短一个多月，股票从两千多元，翻到一万多元。90年代的万元户，还是稀少的。

    “看不出来，爸爸那会就这么厉害啊。”清怡给爸爸点赞。

    “哪有，那会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何长峰说，那会年轻，胆子特别大，股票市场刚刚成立不久，制度漏洞很多，有的人就利用人性的弱点，人也变得越来越贪婪。记得那会有的电影，叫做《股疯》，当人们一窝蜂地开始炒股，预示着危险的来临。我是吸取了海南房地产的风潮教训，把赚的钱，留了一半，剩下的继续投入股市。

    “后来，怎么样呢。”清怡兴趣盎然。

    “当你以为能够控制欲望的时候，其实欲望已经把你控制住了。原本，我感知到了危险，只用一半的资金进行炒股。可是，当股市大跌的时候，总会想着把之前的损失补回来，于是，不断地加仓。最终，还是把剩下的一半的钱，一步步投了进去。谁也想不到，牛市来得这么快，熊市走得那么慢。不断的下跌当中，数万元的资本，一年多的时间，只剩两千多元。”何长峰提起当年的伤心事。

    灰心丧气的何长峰，眼见股市无望，卖出了最后的股票，返回了老家，港城。在家人的介绍下，这才认识了你妈妈。

    “还好，你妈妈没嫌弃我，反而给了很大的信心。”何长峰对妻子叶倩影满含感情，当他灰心失望的时候，始终相信着，“堂堂名牌大学生，一定有自己的出头之日。”

    在家中休息了一年多，何长峰在亲戚的介绍下，在当地的小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日子虽然清苦，总算安稳幸福。

    就这样，又过了半年，清怡出生了。

    “我就说嘛，我对老家那么有感情呢。”清怡道。

    “你自己肯定不记得。”何长峰平日当着老师，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投资梦。只要有空，只要能找到的投资类的书籍，我都把它们当成宝一样，细细拼读。

    两年后，清怡一岁多的时候，何长峰带着妻女，再战上海。这次他们租住在一户农房，每个月租金五十元。

    “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你妈妈在附近的幼儿园，找了份工作。一个月工资五十元，刚刚够付房租的。我因为是大学生，在一家企业做起了会计，一个月工资九十元。那会儿的生活，别提多困难。”何长峰感叹，曾经的生活，多么地不易，坚持了大半年，爸爸妈妈都要工作，你没人照顾，放在家里也不放心，于是，你两岁的时候，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有他们照顾，我和你妈妈，才能安心工作。

    “没想到，咱家曾经那么穷呢。”清怡现在才懂得，爸爸妈妈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正因为在企业里做会计。我才更熟悉各地的财经政策。”何长峰从各地的党报党刊中，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商机。那就是倒卖国库券。按理，倒卖国库券，有些违规，只是当时各省的政策不同。上海的国库券的价格，明显比安徽地区的高。于是，每周五下班后，我都会搭乘上海与合肥之间的火车。

    “那会儿的火车都是绿皮车，开得特别慢。去的时候，身上都是带着现金。一趟就要十多个小时，睡觉都不敢睡。那会为了安全，都把现金藏在蛇皮口袋的角落里，用衣服包裹着。”何长峰悉数当时的经历，那会儿的长途火车，有时候没有座票，只能站到合肥或者上海。一趟下来，满身的疲惫。从合肥站下车，迅速赶到当地的人民银行窗口，购买国库券。简单买了煎饼或者馒头，赶下一班返回上海的车。要是耽误了行程，两天的周末时间，怕是不够，可不能因此，耽误了周一的上班时间。

    “倒卖国库券，是不是有点违法啊。”清怡关心询问。

    “市场经济，也不算违法，只是当时一般人也想不到这点。”何长峰说，在一趟趟的路途中，我再次赚到了钱。短短数年，就赚到了有五万元。这在当年，已经是富裕阶层了。

    “要说，咱家真正的起步，一个是股市的再次腾飞，还有就是国家对于浦东的大开发。”何长峰人生的最大机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