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去得很快，秋雨一来，妈妈的腰和腿就又酸又疼，这种时候我总让她趴在那个小小的布满烟疤的沙发上帮她按摩，我把两只手搓得热热的，边看那些我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电视节目，边揉着妈妈的腰。她的毛病是画画落下得，年轻的时候，总是久坐画画，也不保护腰和腿，劳累过度又受了凉，现在一点风吹草动，就酸痛难忍。

    其实我慢慢得也觉得腰疼，从几年前就开始了，长时间趴在桌子前写稿子，我的腰越来越容易疼，后来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是腰肌劳损。哎，连这种事情都会遗传啊。不止那些歇斯底里的情绪会遗传，就连腰疼这件事也会遗传啊。

    其实妈妈并不总是歇斯底里的，犇犇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很温柔，她会做各种各样的菜，妈妈非常擅长烹饪，爸爸去学校的时候，妈妈画完画就会提前准备晚餐，爸爸不回家的时候会给妈妈打电话，后来就变成回家的时候给妈妈打电话，再后来爸爸不回家了，也不打电话了。妈妈一定很伤心吧，用心准备的饭菜没有人吃，所以才会把饭菜砸到犇犇的身上。那时候爸爸已经决定要去英国了，妈妈说他会带自己的女学生一起去，妈妈说，爸爸不要犇犇和妈妈了，因为犇犇是个累赘，因为妈妈也是个累赘。犇犇真的很想见到爸爸，可是妈妈不许犇犇打电话给爸爸，犇犇想问问爸爸，犇犇真的是累赘吗，为什么不要犇犇和妈妈了，英国真的那么好吗？好到可以不要犇犇和妈妈。

    犇犇背着妈妈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爸爸！”

    “喂？”是一个姐姐的声音。

    “我找我爸爸，你是谁啊？”

    “哦，是犇犇吧，等一下，我告诉爸爸好吗？倪老师！倪老师——”

    犇犇挂断了电话。爸爸不再需要她和妈妈了，犇犇真的是个累赘。爸爸连她的电话都不接了。

    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不喜欢给人打电话，不论是谁，朋友也好，同学也好，恋人也好，我没有办法主动给任何人打电话，等待电话接通的嘀嘀声令我无比烦躁，即使再急迫的事情我都只会发信息过去联络对方。有好转过吗？好像有吧。刚跟戴吾在一起的时候，我时常沉迷酒精，借着酒劲的作用，会给戴吾打电话，他总是会接，很温柔的问我怎么了，然后哄我去睡，所以我偶尔还是可以鼓起勇气打他的电话的，虽然每次等他接电话的时候都会心悸。最后一次也是，还好他像以往的每一次一样，接了电话——

    “戴吾……”

    “怎么啦？”

    “戴吾，你回家来好不好啊？”

    “嗯……我……有什么事嘛？”

    “戴吾，戴吾，对不起，戴吾，戴吾，对不起……”

    “怎么了，你慢慢说，菲菲，菲菲，我现在回家好不好，菲菲你不要哭。”

    “戴吾，她来家里找你，戴吾，对不起，戴吾，戴吾……”

    我已经记不清那通电话是怎么结束的了，我只是一个劲碎碎念着他的名字，反复呢喃着对不起，一直到他冲进家门，面对着浑身是血的我和角落里已经冰冷的那具像破瓷娃娃一样的躯体。

    耿阿姨做的杂割好香啊，好久没吃到杂割了。小时候只有邻里邻居有红白喜事的时候能吃到杂割，牛、羊的下水：血、百叶、肚和肠之类的跟粉条煮成一锅浓浓的汤，热腾腾得冒出白气，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拿盆端，淋上一点醋，味道实在是好极了，一定要现杀的牛羊，这样下水才来得新鲜，吃的就是那个腥味。

    天冷起来了，最近吃饭都是在屋子里，三个人围坐在矮矮的红桌前，捞着一大盆杂割，白肥肥被馋的喵喵叫，我不爱吃血，就把血块丢给它吃。三个人一只猫吃得不亦乐乎，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些肠肠肚肚，不知道这和自残自虐的癖好有没有些许联系。我的思绪又开始不停地跳跃，又想到了屠户，宰牛羊的村头老汉儿，他杀了这么多牛羊还有猪还会有感觉吗？杀掉一头牲畜和杀掉一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嘛？我不知道，我也没杀过牛羊猪。我只知道刀捅上去的时候，有巨大的阻力，所以我又加了几分力气，我的力气一直都很大，然后扎进去的一瞬间就变得轻松了，扑哧一下，她的叫声好大、好烦哦，所以我拔出刀，捂着她的嘴把她按在墙上，又扎了一刀，然后又扎了一刀，然后又扎了一刀……扎了好多好多刀，一直到她不动了，毫无知觉地顺着墙滑落在地上。她手里的画和笔记散落在地上，被鲜血浸染，活像一锅杂割。

    我一边不停往嘴里送着杂割，一边想着那些有的没的。杂割真的好好吃啊，随着年轻一代人逐渐搬离远镇，红白喜事渐少，我们这一代里面会做的人已经不多了，现代生活的便捷之处在于，金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繁琐冗长的仪式会有人代办，一切细节会有人替你跟踪敲定，过去这些需要托付人情、众人帮忙的场景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恰到好处的疏离，我们谨守着一条不麻烦别人的红线，站在界内对着界外的人露出官方的微笑，这样最好了，没有人能看到界内我招架不住的一切。

    院子里的西红柿和黄瓜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干瘪的秧子执行完自己的任务，懒洋洋地抱着杆子喘气，天也渐渐冷下来，耿阿姨已经开始理地了，黄瓜秧吐出来的丝还是不依不饶地纠缠着木杆子搭建的爬架，西红柿就没那么难缠，只是之前怕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倒，被人为地拴在杆子上，解开那一段段尼龙绳，它就再也没有站直的力气，软趴趴地躺了下去。没过多久，所有的杆子都被整整齐齐收拾起来，阿姨拔掉了那些死气沉沉的秧子。为来年的再次耕种做准备。我时常坐在写字台前，看着耿阿姨哼哧哼哧地打理着那块小小的地，为什么不把秧子留在地里做养料呢？我问阿姨。阿姨说“秧子不可能直接变成养料啊，这些秧子的根还在地里，地面上还有杆子，来年怎么种啊，哎，犇儿你就是没有生活经验，在城里呆久了，连常识都没有。” 秧子都拔掉了，耿阿姨就拎着一把铁锹出来了，一铲子一铲子地翻着地，土松了，地里的根被翻出来，清理掉，变得温柔的土晒过整个冬天的阳光，淋过整个冬天的雪，来年才能种出来好果子。她被埋在我的花园里，戴吾也是这样一铲子一铲子把地刨开，如果我在上面种花就好了，土那么松，还有人做养料，一定能开出非常漂亮的花，如果是萝贝贝，一定会开的异常明艳。我于是一时兴起开始和耿阿姨讨教萝贝贝花怎么种，萝贝贝到秋天就谢了，但是一根根花茎还支棱着，毫无丧失生命力的迹象，这时候要把花茎砍掉，从土里挖出萝贝贝的根，一个个小小的、胖乎乎的、水萝卜形状的根被破布包起来，整整齐齐码在菜窖的架子上，等着来年春天被唤醒，再生出一根根高耸的花茎，开出硕大的花朵。

    天越来越冷，妈妈就把画架搬进了家，许是天冷了人就犯懒，妈妈最近画画很少，她已经打了两件毛衣了，第三件也已经开工，估计是给我、阿姨还有自己一人一件。

    上次穿妈妈织的毛衣是二十多年前了。爸爸还是普通讲师的时候，家里并不宽裕，妈妈每年过冬前会给全家三口每人打一件新毛衣，北方这样凛冽的冬天，要穿很多层衣服，包的像个粽子才行，棉衣包着毛衣，毛衣包着毛背心，毛背心包着保暖秋衣，秋衣里面还有保暖背心，裤子部分同理，但脱衣服的时候并不用像个扒皮洋葱一样一层层褪下来。为了省时省力，北方孩子从小就练就了“金蝉脱壳”一般的脱衣服本领，把脱成人型的厚壳藏在被窝里，下面是烧热的火炕，这样早上醒来就不用被冰凉的衣服冻得一激灵。